《古谣谚》《陇南谣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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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代著名学者杜文澜辑录、于咸丰十年（1861年）刊刻的《古谣谚》，是一部我国上古时代至明朝民谣谚语总集，共一百卷。全书分三个部分：正文八十五卷，附录十四卷，集说一卷。汇集八百六十余种古籍中保存的明代以前的谣谚三干三百多首，按照谣谚所出之书在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位置来编次。书前有刘毓崧于咸丰辛酉年（1861年）所写序言，提出了关于谣谚的一些精辟见解。同时还有刘毓崧所写《凡例》十七则，论述了古代谚语和民谣的来源和含义，分析了古籍中谣谚的种种名称和创作时的复杂情况，确立了比较严格的辑录标准和选编原则。书后附有集说（即第一百卷），集中了古人关于谣谚的论述八十余则，是关于谣谚研究的重要史料。于所引每首谣谚下详明本事、出处，并对某些预言谶语性质的作品的应验情况，予以叙录或考辨。《古谣谚》在宋朝以来的同类书中，堪称集大成之作。

书中所载谚语，主要是关于“农事活动、气象占验、地方风土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经验等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录歌谣反映生活面也十分广阔，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夫（肉）”，记录了先民制造弹弓、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帝王世纪》所载《击壤歌》则表现了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理想；载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书中还收录有少数民族歌谣的翻译作品，脍炙人口的《采薇歌》（载于《说苑》）即译自越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歌辞婉转，感情深挚，最后一句“枝”与“知”为叶音，颇似南朝民歌。书中所载大部分民谣和一部分谚语都直接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或讽刺揭露，或颂扬赞美。童谣则多为预言或直接揭示朝代兴衰、历史人物成败以及社会战乱、自然灾变的前兆或验证等的作品。有些作品，从其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看，具有歌谣和谚语的双重性质。

本书取材广博，界定精切，出处详明，是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在我国历史和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民间语言有它巨大而独特的能量。因其来自于平民之口，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性，不胫而走，传述开去，形成社会信息的传播动力和公众舆论力量，不仅作用于平民的日常生活，还会作用于朝堂之上，影响国运和政权的存废。最使人感同身受的就是明弘治甲寅（1494年）本《三国演义》中的约十余处童谣，多半与天象、预兆、预言相配合，暗示人物吉凶或国家前程。其中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预言了董卓趁乱进京，控制中央政权后废汉少帝、立汉献帝，关东诸侯联盟伐董卓，董卓放弃洛阳，移都长安等事件，不由使人体味到民间语言中智慧力量的玄奥所在。

其实，远在西周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民间谣谚的力量。《周礼?秋官?大行人》载：“七岁，屈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行人，是周王朝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他在固定的时间（每隔七年、九年），专门开办学习班，召集诸侯国的有关文职官员，学习语言辞令和音乐谣谚。又据西汉刘歆《与扬雄书》载：“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这里“三代”指虞、夏、商，“遒人”就是《周礼》中的行人。这两条史料可以前后印证，说明在远古，搜集谣谚已经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官方行为了，而且受到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就在其不可忽视的民间智慧力量及其社会现实和历史意义。

口头传递的谣谚，在读书识字者很少的封建时代，大都自然湮没了，只有少数偶或被用文字记载下来，显得尤为可贵。漫漫历史长河中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谣谚，散落在各处，流传在民间，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元代娄元礼的《田家五行》、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元明清所撰的《一统志》、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均有谣谚收入。但比较而言，把它们辑录在一起，便于阅读和引用，集中感受其中智慧的力量更有意义。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辑录历史谣谚的一些专书，明杨慎编《古今谚》和《古今风谣》、清初郑旭旦编《天籁集》、清沈德潜在他选编的《古诗源》卷四“汉诗”里收录的“杂歌谣词”、清末杜文澜辑《古谣谚》、民国顾颉刚编《吴歌》甲乙集、陈和祥编《绘图童谣人观》等等。其中以《古谣谚》最著名，所辑录的谣谚起于远古止于明末，今人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由明清至现代，是对《古谣谚》的补辑及续编，都有很高的社会和历史价值。这些谣言专书，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世，都直接影响到诗歌、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因而它们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对于歌谣谚语史，乃至民间文学史的研究，同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培根要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精神都可以在它的谚语中找到。”

相较而言，以地域范围搜集整理谣谚的专书就少得多。明冯梦龙编《山歌》、《桂枝儿》，搜集整理江南八百多首歌谣和俗曲，对我们感受明代江南谣谚的智慧力量有重要意义。清李调元编《粤风》，辑广西少数民族歌谣一百余首，分粤歌、瑶歌、歌、壮歌四卷，以汉字标音记录，详加注释，成为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研究资料，其蕴含的智慧力量自不待言。

陇南市委宣传部沈文辉先生搜集整理的《陇南谣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包括了二百多首陇南歌谣（主要是儿童歌谣）、一千多句谚语、四百多条歇后语、三百多条谜语，以及数篇研究论文。该书用陇南方言辑录了陇南这个特有地域的谣谚，保存了这方热土的语言活化石，更具有语言独特性和个性。这本书基本照录陇南各地谣谚，保持原作之真，甚为难得，具有地域性、史料性、风土性和原貌性的诸多特点。

谣谚是什么？是歌谣和谚语的集合吗？从《古谣谚》和《陇南谣谚》的章目构成看，应该是这样的。但民俗学中一般把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而把谚语归为民间语言，在外国，谚语与民谣也是分离的。谣具有“歌”的特性，一般表现为韵文，其表达内容复杂，因而略长；而谚具有“话”的特性，多包含有一定寓意的警戒语，表达内容简明，因而略短。如此看来，谣谚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是有差异的。但许多辑录者之所以将二者合称，是看到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在形式上朗朗上口，因对仗而便于传诵，在内容上多反映一种比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这是把它们合并一处的重要原因所在。

《陇南谣谚》基本上是一种陇南民间的文学形式，它产生于陇南方言口语，而非书面语。这些由民众创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总结，泛泛地针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其表达方式是比较随意的。该书囊括这些表达为一体，无疑还可成为一种引导公共舆论，表现流行观念，传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用工具，散发出民间语言具有的智慧张力。从《陇南谣谚》中我们找到了直观陇南历史事件的镜子，这本书使我们感受到了多少年来陇南民众情感的另一种宣泄，也从中读到了陇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民间习俗的种种生动细节。亘古以来，谣谚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向子孙后代传递着平民语言特有的智慧力量、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文情怀，杨绛念念不忘《童谣大观》，对她以和她女儿圆圆童年的深刻影响，就是一个力证。

流传在陇南的风土谣谚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它蕴藏着陇南的山川胜景，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独特土仪，理想追求等，一系列巨大而丰富的信息；饱含着陇南人的深情厚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时，它又是陇南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振铎先生编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其中有言：无中国的俗文学，则无中国文学。由此可见，民间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的确很崇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