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真善美，“碰硬”为苍生
老婆大人让打的广告，说不打广告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买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算起来我加入北京市杂文学会近四年了，并且有幸参加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批为国为民，敢于“碰硬”，胸怀坦荡，乐于奉献的杂文家。李庚辰会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朴实无华，刚正不阿，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不仅令我敬仰，更激起我采写他的强烈愿望。然而，李会长为人低调而谦虚，虽经多次邀约，却总是婉言推辞，一再强调杂文界比他强的人有很多很多，比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等，要写就写他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从采访熟悉他的人入手，同时从过往评论他的文章和已见报刊的文字中“各取所需”“借花献佛”，目的无非是弘扬正气，推崇榜样。如此“兼收并蓄”，如此“积进采写”。孟浪冒昧之处，尚乞李会长和读者见谅。
一、砥砺进取，成就斐然
李会长是从1971年开始，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始拿起杂文武器的，并一发不止，写出大量振聋发聩之作，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其作品先后汇集为《探世集》《直言集》《做人与做戏》《劝善惩恶集》《忧喜集》《笑的乱弹》《爱国主义纵横谈》《人际学格言》《交友之道》《杂文写作琐谈》《李庚辰杂文选》《当代杂文选粹——李庚辰之卷》《前车鉴》（合集）《中国杂文百部?李庚辰集》等十多部。其中，《待人处事之道》获1988年全国图书评奖“金钥匙”奖（最高奖），《爱的“关系学”》获第二届全国图书评奖（社科）二等奖，另有《“酌情处理”种种》《慈禧太后遇知音》数十篇杂文作品获全国性评奖一、二等奖，此外有数十篇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和其他全国性作品选。除此之外，李会长在研究战争史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专著《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颇有学术价值。他以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突出的创作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早在1994年12月，杂文界和新闻出版界就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李庚辰杂文创作研讨会”。文学界和各界著名人士对其思想、文风和杂文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性格耿介，爱憎分明”“不媚流俗，不畏权势”“正气凛然，正道直行”。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敢于直言，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同时惩恶与劝善并举，祛邪与扶正并成。“言近旨远，外朴内珍；可口循俗，诱人以善”，公认其杂文“烛幽洞微，文采照人，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哲理性。”……当看到李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持之以恒，为弊绝风清，为社会进步，写出了那么多振聋发聩、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并多次获奖，令我辈不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叹。他的作品，正气凛然，傲骨嶙峋，既有金戈铁马，又有悲悯心肠，读来不由击节称叹。
李会长的杂文特点鲜明，概括言之，一如下述：
（一）尖锐泼辣，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个性耿介，爱憎分明，以杂文扶正祛邪，让“不是东西”者难以舒服；让正直忠厚的人拍手称快。他敢于直言，尖锐泼辣，行文鲜明直率地阐述是非爱憎，真挚热诚的讴歌光明正义，对腐朽邪恶毫不留情。直言善恶是李会长为文的一贯追求。他说：“一个合格的杂文作者，首先必须是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模棱两可顾忌多端，写不出好杂文；为名为利也写不出好杂文。杂文需要硬笔，人也要有点硬气、骨气，文章才有脊梁。”寥寥数语，既说出了他的为文之道，也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这是杂文应有的品格，也是杂文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杂文中对“拍马六技”——揣、喂、舔、拂、磨、助的无情解剖；对“做官诀窍”——跟、推、滑、巧的深刻揭露；对“流氓三术”——诈骗术、泼污术、吓人术的精辟概括；对吃喝风的深入探究；对“请示学”的发凡；对“检查团”的检查；对“酌情处理”的分析；对“贪官短命”的质疑，无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思想之敏锐，笔锋之犀利，令人叹服。
（二）广征博引，突出深刻的说理性。他以为杂文是围绕论题，说明论点的。故而他的杂文时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引用不同类型但却都能说明同一论点的杂材料。这些杂材料，往往能体现作者的知识广博，学养丰富，论据充分。其实，哪怕是百字的杂文，也往往需要雄厚的知识作基础。正所谓“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没有渊博的多方面的知识来支持，是很难写出丰厚隽永的杂文的。因此，他常常依托渊博的文史和社会知识，谈古论今，洞幽烛微，使短小的杂文显得丰厚而充实，具有深刻的说理性与哲理性，让人读后欲罢不能……比如，在《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一文中，他从古代三位名人身后不同际遇发出感慨：诸葛亮官拜丞相，于是岗以人名，地以官贵，当年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经建祠筑苑，起房垒土，日益宏伟起来，殿宇亭台，雕梁画栋，好不气派；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救治了不少人命，故而也得到后人立祠纪念；张衡虽创制了浑天仪、地动仪等多种天文地理观测仪器，开辟了古代地震学研究的新纪元，但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家、知识分子，死后被葬在农田一隅。作者剖骨析髓，批判了中华民族落后守旧的心理定势：看重的是官势权位，轻视的却是科学文化。再如《王安石的度量》《吴起的悲剧》《孟子的用人观》《诸葛亮也曾嫉才》《李林甫“打内堂”》《苏轼吃野菜》《陈后主禁佛与朱元璋执法》等等杂文中，李会长无不引经据典，谈论风生，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触类旁通的开拓思路，读来充满意趣，令人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注重运用讽刺的手法。李会长的杂文中常见讽刺的手法。他总是抓准针砭对象的特点，加以艺术夸张，突显其可笑、可鄙、甚至可恶之处，从而达到强烈的否定效果。如《答古月问》，针对古月走穴后的诡辩：“我是特型演员，但我首先是演员，我也付出了创造与劳动。我不是毛主席，别人要高价，我为何不能要钱？”作者故意说：“不错，你那创造和劳动多复杂、多困难、多艰苦、多劳累呀，你上台前得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上台时得挪动脚步，挺直腰板；出场后得鼻孔出气，嘴巴开合；还得抬起小臂，伸出巨掌，左顾右盼，挥手致意；又得捏腔拿调，抑扬顿挫地说上几句湖南话；装出笑容可掬的伟人状，这要劳动每根神经、每条血管、每个细胞，是容易的吗？”这种活灵活现的描述和剖析，让对方哭笑不得。既切肤入骨，又形神毕现。
再如《卢奇的狗》一文。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养的狗咬了一个叫潘凤亮的人，卢奇却不认账，为此闹到法庭。证据确凿，卢奇败诉，被罚赔款1000元。可他到了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又翻了案，说他的狗根本没咬过潘凤亮，“他看到狗的主人是我才来告的，损害了我的名誉。”卢奇已经输了官司，还硬说他的狗没咬过人，道理何在呢？他的“道理”是说，因为“我的狗在部队经过严格训练”。
李会长通过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确信潘凤亮是被卢奇的狗咬了之后，就欲擒故纵，先“批评”潘凤亮说：“你哪有那么大胆子，竟敢和扮演过领袖的卢奇过招儿？人家可是有‘领袖风采’的大人物呀，能是你小百姓好惹的？你不是自讨苦吃吗！”然后话锋一转，骂起“狗”来：“看起来，一切全怪卢奇的狗。这个狗东西，主人精心喂养你、培养你，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还让你‘经过严格训练’，你却如此不作脸，不争气，居然狗仗人势，平白无故胡乱咬人。你以为你一条狗住进小区就高人一等，普通百姓就可以随便咬，随便欺负吗？你以为你是大人物的狗就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吗？”通篇文章，句句一语双关，连讽带刺，明面调侃，暗藏杀机。让当事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会长说：“大凡严肃的杂文家，只有公战，没有私斗。杂文的讽刺不是冷嘲，杂文的批评决非辱骂。辱骂不是战斗，也不会令人信服。”他的杂文充分运用讽刺艺术，把生活的表象撕破，指出“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在捧腹之余，悟出哲理，加深印象……品味李会长杂文的讽刺艺术，我看到了一个睿智老人的从容与大气，机巧与威严。那斑斓的文采里，蕴涵了多少知识和力量，熔铸了多少对人民的爱和对残民丑类的蔑视甚至恨！
二、环境造人，凝聚智慧
若论李会长的智慧从何而来，因何会有如此爱憎分明的立场？这得从他的出身、工作等环境说起。
他出生于河南社旗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吃得苦，各种农活都会干。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善良、正义的基因。他小时候话语不多，从不惹事，但也不受欺负。街坊邻居都夸他懂事、德行好。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架是在11岁时，同伴中有个“两头捣”，喜说瞎话，挑是非，然后在一旁看热闹。那天，一群孩子在村头玩耍，突然这孩子对另一个大的孩子说：“庚辰骂你了。”对这种搬弄是非的行为，他非常恼火。听这无中生有的当面诬陷，他怒不可遏。尽管那孩子比他大三岁，长得又高大，但嫉恶如仇的火气，令他骤来神勇，竟然冲上前去，二话不说，猛挥手臂，用尽全力给了那个孩子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他口鼻流血，却不敢还手。一帮孩子见状都傻了，谁也没想到他竟有这种暴脾气，居然敢拼敢打。从此，小伙伴中再没人敢拨弄是非了。从这些可看出：人的智慧与正义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从小养成，包含许多因子在内。至于知识，要靠自己日后的努力，不断学习积累……李会长1958年参加政府工作，1962年应征入伍，服役于空降军部队。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他刻苦努力，积极锻炼成长，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秘书。在战备训练、大比武和抗洪抢险中他奋不顾身，成绩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在一次空降比武中，他意外受伤，有些弹片仍在身上，导致迄今走路困难。1967年他由空降部队调到武汉军区空军宣传部任新闻干事，同年调空军报社任编辑。1977年调到解放军报编辑部，在近50年的新闻和文学工作中，其文字涉猎非常广泛，有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闻、通讯、评论等，其中不乏影响广泛的佳作，如《迫害狂江青》被全国报刊广泛转载，并被选入《全国优秀通讯作品选》等。其杂文更是优质高产，佳作迭出，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除了自身的创作成就，他主编的军报杂文专栏《长征论坛》一直导向正、品位高，在读者中受到广受好评，并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宣部领导多次表扬，在全国报刊副刊作品评奖中连续获奖。在副刊文章首次参评全国新闻奖时（1998年）即获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主编的《并非闲话》也深受读者欢迎；其理论专著《杂文写作琐谈》作为杂文写作的必读教材，在全国范围被广泛采用。他在担任杂文刊授学院导师期间，以极大的热情为军内外培养出一批当今创作活跃的杂文作家。李会长提挈后进，为国育才，高风亮节，令人钦敬！
三、勤俭节约，永葆本色
李会长以自己的思想及学术成就，确定了在全国杂文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他的简介被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著作家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名列《中华文学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等。在军队享受正军级生活待遇，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名誉会长。如此身份、地位和待遇，他却始终保持农民儿子的本色，从不骄奢，也不允家人浪费。他的小外孙女上小学五年级时，写了篇作文《艰苦朴素的姥爷》，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的姥爷，浓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很精神，很可爱。他是位老军人，经常穿一身旧军装，家里新衣服很多，他就是不穿。姥姥和妈妈都给他买了漂亮的新皮鞋，他也不穿。姥姥劝他把皱巴巴的旧鞋扔掉，他怎么也舍不得。记得前天姥爷家很热闹，妈妈和姥姥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可惜每个菜都没吃完。听说妈妈要倒掉，姥爷连忙摆手‘别倒，别倒！明天还可以吃，千万别倒！’姥爷从不浪费一粒米，一分钱，姥爷真是个艰苦朴素的人。别人说他是著名杂文家，又是高级军官，我看一点都不像，就像一个老农民。”童言无忌，童真可爱。李会长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不忘根本。
四、惩恶劝善，磊落光明
更让人们敬仰的是，李会长秉持杂文要惩恶劝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理念。以不怕鬼、不信邪、讲真话、敢碰硬的气度，为国、为民敢于担当。在写作实践中，也曾不避风险，在太岁头上动土，批评过几个“大人物”，被人褒贬为“傻瓜李庚辰，竟敢捋虎须。”这里记录李会长几件事，与读者共勉。
（一）斗胆“说胆”。1981年，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位主席还在台上时，不顾当时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大把花钱引进宝钢那样的整套设备，说是“胆子要大一点”。李会长针锋相对，写了杂文《说“胆”》，辨析称：办事要考虑国力民情，量力而行，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的粽子，不能异想天开，麻雀吃蚕豆，傻大胆。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微词，说那是“洋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