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父亲

老婆大人让打的广告，说不打广告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买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在我童年的时候，父亲是一座只可仰望的大山，是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

父亲加起来上了不到两个月的学，却识得不少字。父亲熟读《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不但可以一字不落地讲《隆中对》《舌战群儒》《三英战吕布》《煮酒论英雄》，准确地说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以及岳武穆帐下“四枪八大锤”的绰号和姓名，甚至还曾私底下质疑过“隋唐第二条好汉”应该是使梅花亮银锤的裴元庆，而不是持凤翅镏金镗的宇文成都，他的学问深不可测大得惊人，渊博得让我高山仰止。

酷暑的夜晚，停电是常态的乡村根本无法入睡，户外“乘凉”是最好的排遣。父亲一张竹椅，一把蒲扇，一壶粗茶，在我家院子的大槐树下讲《三国》，常常围满虔诚的听众，甚至还有邻村的三国迷打着一双赤脚步行十多里慕名前来听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的那几段《三国》讲了不知有多少遍，大槐树底下的听众不但一个都没有减少，反而有水涨船高之势。持家有道的母亲曾打算趁父亲讲座时去听众中兜售一些瓜子、汽水、冰棍、凉茶、西瓜之类补贴家用，被父亲暴怒地制止，这一度让尚不知生活艰难的我对“不要让几毛臭钱玷污了学问”的父亲肃然起敬。

父亲讲《三国》时的样子很神气。尤当讲到“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风流倜谠潇洒不羁，我热血沸腾不时产生幻觉：把父亲顿时等同于诸葛亮、刘备、曹操那样的牛逼人物，为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庆幸不已。我小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后继承父亲的“三宝”——那竹椅，那蒲扇，那茶壶，也能宣讲三国，拥有一槐树底下求知若渴的听众，那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风光最荣耀的事情。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村里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父亲颇是赚了一点儿钱，盖了村里也是乡里第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那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华彩的时刻。盖楼时，不知有几百年的老槐树砍掉了，我想要阻止却不敢说出口，从那时起，也砍掉了我有关童年的许多记忆。

老槐树被砍掉之后，父亲不再喝茶，开始喝酒，我逐渐感受到了父亲的膨胀。父亲原本喝小半杯白酒就脸红，听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后，开始贪上了杯中物；父亲原本吃不惯辣椒，了解到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拼命地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从一本地摊杂志上看到邓小平烟瘾奇大，从此开始学抽烟。抽烟、喝酒、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生活习惯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一定要把自己跟那些文豪和伟人联系到一起，在他自以为是的观念里，貌似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的村民，似乎就要低人一等一般。

父亲常常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的情绪，这在他还是村里的首富时，村民们还可以忍受或者继续敷衍他。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继续吹拂，父亲这个优秀农民企业家的那些生意越做越差，直至欠下村里最大的一笔债务。

父亲抽的烟、喝的酒还是村里最好的，但分明已没有了先前“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那种盛况，来听父亲讲《隆中对》《煮酒论英雄》的村民眼见是越来越少……有一天傍晚我去同桌易兵家问作业，远远听得易兵他爹易老三一边拍桌子一边在对谁抒发不平：“张正超他算什么英雄？他敢自比刘玄德诸葛孔明！他有什么本事讲《隆中对》？他欠我五百块钱一年多都没还呢，还是赶紧给自己想个对策吧！”易老三曾是父亲最为忠实的听众，曾乐此不疲在大槐树底下司职给父亲端茶倒水摇扇驱蚊的美丽差使，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易兵爷爷的寿诞易老三再四请到父亲和我过去捧场，酒过三巡面红耳赤的他兴奋地站到一张长凳上发表演说“今天张正爹都过来了，这相当于就是我们县的县长来了，正爹讲的《三国》，大约邓主席也可以听得的，只是他老人家没我们这些老百姓有耳福哟，我们热烈热烈热烈欢迎正爹来段《煮酒论英雄》好不好……”，此话言犹在耳，却是往者不可谏，今是而昨非。易老三对父亲的背叛令我十分的愤怒，从此再也没走近易兵家半步。

六年级时，我以全乡第二名全县第四名的成绩考进乡里中学的“实验班”，小小少年开始长大长高，而家里的境况却没有因此好起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有家不能进”。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兴高采烈捂着书包里学校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莫大荣誉回家，只见围墙的大铁门上贴着一个白色的大大的“封”字，我的心猛地一沉，立马联想起黑白电视机里的那两位情节严重的钦犯林冲和武松。母亲和姐姐瘫坐在大铁门前的石墩上，神色黯然，一言不发，她们周围是左三圈右三圈以易老三为首的兴高采烈的看客。我小心翼翼从书包取出奖状给母亲，还或故意要让周围的人看到，母亲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浅笑。我瘦小的身体还无力去对抗这个冷酷的世界，那是我当时唯一可以贡献出来的力量。

不知等待了有几个世纪，夜色渐渐降临，在袅袅炊烟中，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父亲终于大摇大摆回来了。他停完车二话不说，径直到铁门前把封条扯得粉碎，母亲不无焦急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枪毙吧？父亲满不在乎说，放你们娘几个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周庭长跟我是老相识，他们今天过来不过是走个过场意思一下，就是他今天中午派人告诉我今天下午不要在家的……有父亲这番话撑腰，姐姐和我争相跑进院子，十分解恨地撕扯掉前后门另外几个讨厌的“十字封”，并念念有词地把它们踩在脚下，然后碾成一团，践踏法律的感觉真好。在那一瞬间，并不太高大眼见还萎靡不振了许久的父亲形象，瞬间又变得伟岸起来，他又成了我心目中的大山和英雄。只不过，父亲这一高大的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而这也是我有关父亲英雄形象的最后一点记忆。

初中的那几年，四处折腾忙着还债的父亲几乎没怎么管过我，我也乐得无法无天鸡飞狗跳，成绩自然每况愈下。父亲在初三开学的时候瞒着我去了一趟学校，把他从云南出差带回的自己舍不得抽的几条云烟和红塔山送给了我的班主任和我偏科最严重的英语老师，我当时还纳了闷了，辛勤的园丁们那段时间怎么会对我突然友好起来青眼有加呢？

在我参加中考的前夜，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赵庭长亲自带队来抓父亲，父亲虽还是没被抓个正着，作为母亲当年最贵重嫁妆的一台缝纫机和家中的电视机、电风扇却被如狼似虎的大盖帽们给搬走了，母亲呼天抢地坐在台阶上不断地捶打自己，这让我很受刺激一夜无眠。我在中考考场上一溃千里，以仅多一分的成绩勉强搭上普通高中的末班车，多年来一直是我手下败将的易兵却考上一所省重点。易兵家大摆筵席请来县里的戏班子唱花鼓戏的那一天，父亲一个人在家喝了不少的闷酒然后去道喜，易老三远远迎上前来发烟，被父亲一掌打落在地。父亲怒不可遏说：你们家有……有本事考省……省重点，唱花……花鼓戏，就要抽芙……芙蓉王，还抽……抽什么狗……狗屁白……白沙烟……父亲和易老三大打出手乱成一团，最后不太光荣地负伤多处回家。心有愧疚的我找了几块棉布要给父亲包扎伤口，他扬手就要打我，一旁的母亲眼疾手快，哭着闹着把父亲推开要跟他拼命。其时的我貌似已然懂得，父亲的伤根本不在身上，而在心里。

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流年不利的父亲终于时来运转，做成了一单生意，基本还清多年前欠下的债务。无债一身轻的父亲于是决定提前“退休”。来我家串门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父亲的《隆中对》《煮酒论英雄》顺应天时地利人和重新开讲，依然聚集起不少的听众，我冷眼旁观，已是换了不同的心情。

闲下来的父亲并没有闲着，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村里的“员外”。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公公和儿媳妇吵架，还是留守小孙子不听奶奶的话，他都要事无巨细管上一管美其名曰“这村里的公道，总还得有个人主持大局吧？”直到有一天，他千米迢迢赶过去教训一对新婚燕尔不可开交的小夫妻时，被双方所持的锅铲和菜刀有意无意所伤，似才是有所醒悟。母亲本以为父亲从此后会改掉他好管闲事的臭毛病，父亲确乎也收敛了几天，只是几杯猫尿下肚，没多久又故态复萌，把一个村里的荷官还是法官的重任顽强的挑起，后来不知又闹出了多少的笑话和尴尬，母亲多次苦劝无果，只好天要下雨夫要逞能由他去吧。

高三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父亲说我18岁了，他可以不管我了，要我去学一门木匠或者油漆匠，跟村里在外面发了财的吴刚去广东打工。吴刚大我三岁，是留了三级才与我做成同班同学的，成绩从来没有突破过班里倒数名次的前三甲，吴刚父亲临死时还紧紧握着我的手有“托孤之重”的一再嘱咐我这个村里早慧的小神童将来要多多照顾吴刚，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怎么可以反而跟吴刚去混饭吃。母亲跟父亲吵了一架，卖掉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十多头小猪崽，坚持让我上补习班复读，一向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父亲，这一次竟是没有一意孤行地横加阻拦。

第二年高考的前一天傍晚，我从学校的食堂吃完饭回到寝室，室友司马术奇递给我几张十元的钞票，说是刚才有一个穿布鞋戴草帽的奇怪的男子给他的，他没说自己是谁，只说让我这两天买点儿好吃的，还说我知道他是谁。我一数一共是九张皱巴巴的“大团结”，连一百块都没有凑够，但我的眼泪蓦地就夺眶而出：父亲自从光荣“退休”之后已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他每抽一包烟，每打一壶酒，都得要勤俭持家得近乎抠门的母亲恩准，日子过得非一般的捉襟见肘，我不知道他一共用了多长的一个岁月才存了这么大的一笔体己，并在这一天送达我的手中。

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地方院校，父亲额头上岁月留下的刀痕开始舒展了许多。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当代大学生看闲书的时间很富有，此前在村里很难读到的《说唐》《说岳》全本在这里可以轻松找到，父亲那个曾无比神秘的讲坛，在我心目中地位已不再新鲜和向往。

大一暑假回家，父亲要跟我下象棋，百无聊赖的大学寝室里曾彻夜打过《梅花谱》《橘中秘》熟练掌握了“顺炮直车破横车”以及“顺炮横车破直车”诸般变化的我棋力已然大增，已非昔日要父亲让我一车一马的那个愣头青。不明就里的父亲在接连输给我三盘后，我说我让他一个马，父亲生气地哼了一声，却并没有喝止；又连输三盘后，我开始饶他俩马，接着又连输两盘；父亲的额头和颈上同时开始冒汗，在端酒杯自斟自饮企图掩饰什么时，他用过无数次的那酒杯居然没有端稳，跌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从易老三家打来的谷酒洒落一地。父亲趁机把桌上的象棋一拂，俯身去收拾那些陶瓷碎片的时候，他佝偻的身子和满头的白发让我年轻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不由自主升腾起对这个家庭的使命和责任。

大学里我自筹资金弄学生餐馆和录像厅，办家教中心，开围棋象棋培训班，给全国各地的报刊写稿，时间太不够用，忙碌得连谈一场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当我艰辛地筹措到大三的学费时，父亲找到了我在校外租住的简陋住处，他说要去上海跟澳大利亚的一个国际大财团做一笔大生意，他已召集到当年下海做生意时的几个朋友一起干完这一票就正式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把白纸黑字的英文合同拿给我看，看起来还蛮像是那么一回事儿，但他自己连来回上海的路费都不够，听说这个暑假我赚了不少钱，问我有多少，要我先借给他没多久就加倍还给我。当我还有一些犹豫时，父亲用坚毅的眼神对我说，他再也不想连一包烟、一瓶酒都要到母亲那里去“讨”，他说这些年自己作为男人活得太没有尊严，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搏”。于是我哪里可以再犹豫。

天真的农民企业家被澳大利亚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们哄得团团乱转，父亲后来终于知道那是一个诈骗团伙，但如梦初醒的他却找不到任何有利的证据，也压根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惩罚那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坏蛋。而这事儿派生出的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为了攒足学费，我铤而走险与学校周边街头的几个小混混炸金花出老千被赌徒们轻松的发觉，差点儿一个手指头就没了。赌徒们命我写下一张两千块的欠条，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学校去上课，学费没交加上旷课太多，以致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父亲对此事据说还是曾有过一些愧疚的，只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只言片语。

刚步入社会的那一两年，没有大学毕业证更没有工作经验的我一度十分狼狈，前途一片茫然、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年轻人是极为痛苦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曾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父亲喝醉酒在村里闹出事也愈发频繁，直到我后来调整好心态，按捺住年轻人普遍的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从零开始，忍受无尽的寂寞，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一般人无法想见的困难，终于出版了几本书，做成了几件事，挣得了些许虚名在外，不再为衣食所苦。“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父亲不时会在电话中高兴透露，他在村里的地位已有了显著的提高，村里的年轻人对他很尊重，老人们有大小事也会主动找他商量，日子已过得越来越滋润云云。

有一段时间父亲很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说村里我的小学同学易兵、吴刚、蒋树林他们家的孩子都上学了，而我怎么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要是在外面没本事找到老婆，他就去河对岸的杨林寨帮我访一个。杨林寨是不服归化的外地过来的移民，说着我们那里听不太懂的话，村里凡是找不到老婆的大龄男光棍，最后都会去杨林寨谋求“脱光”。而更为要命的是，被村里人歧视的杨林寨的姑娘们，娶回家之后一个个温良恭俭让，贤惠得不得了，不但能操持家务，还会一窝窝的生娃，也算是一条出路。电话里我没好气的告诉他，我的事你少瞎操心，以后要再提去杨林寨给我找媳妇，小心我过春节都不会回家。父亲深知我的脾气和倔强颇得他的衣钵真传，从此就再也没有催婚过。

这些年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要做的事情太多，每一回逢年过节回老家也总是急火流星来去匆匆，父亲有时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又总会被一些亲戚、邻居、同学拽走打骨牌打扑克打麻将而不了了之。三年前的中秋节，我与父亲终于有了第一次深度的交流。我问他平日里在家都干些什么。他说没事可干。他说他想下象棋，但村里人都在买马和打麻将，根本找不到下棋的人。他想看书，却又没有书可以看。我不禁为之动容。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下农村“空巢老人”普遍的精神空虚。我于是决定给村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捐赠一些书籍，赞助举办一个“农民象棋争霸赛”——这一些后来都成为我发起的“农村文化月”多个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当父亲作为村里的四个代表之一去参加全镇40多个村子的“农民棋王争霸赛”时，眼见现场有很多自信满满杀气腾腾的年轻人，“不服老”的他在对阵抽签时居然丑陋的弃权，当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此一临阵脱逃之举一度让我的小侄子和小外甥、他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们鄙视不已。

今年端午节前的十多天，父亲兴冲冲给我打来电话，说村里将举行的龙舟赛请他写了一副对联，他想读给我听一听，让我给点儿意见，我当时正忙着赶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东西，竟是没有工夫去听他的对联。忙完事后的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怎么也没有睡得踏实。

昨天是端午节，父亲傍晚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写的龙舟赛对联在村里评价颇高，镇里36条龙舟参加比赛，村里的红龙船赢了，放了很多烟花鞭炮，场面很壮观很热闹，过几天会唱三天三夜的花鼓戏，戏班子里还有几个县里的名角，可惜我没有时间回去看。父亲对现在的我貌似已颇放心，不复再对我唠叨些别的什么，也没有再逼婚，只是叮嘱在外面要注意健康平安。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看来我也算是“孝”了。

今天是从美利坚舶来的“父亲节”，一个并不被我承认的节日。我听着循环播放的《父亲》，默念着远方那一个年逾古稀满头白发已不复让我仰望的名字，回想三十多年来的许多如烟往事，不禁就热泪盈眶。我竟然还会为这个脾气古怪毛病多多的糟老头儿幸福和骄傲着，并誓要带给他更大的幸福和骄傲——我要做他今生可以倚靠的一座大山，他心目中一个可以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张一一）在我童年的时候，父亲是一座只可仰望的大山，是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

父亲加起来上了不到两个月的学，却识得不少字。父亲熟读《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不但可以一字不落地讲《隆中对》《舌战群儒》《三英战吕布》《煮酒论英雄》，准确地说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以及岳武穆帐下“四枪八大锤”的绰号和姓名，甚至还曾私底下质疑过“隋唐第二条好汉”应该是使梅花亮银锤的裴元庆，而不是持凤翅镏金镗的宇文成都，他的学问深不可测大得惊人，渊博得让我高山仰止。

酷暑的夜晚，停电是常态的乡村根本无法入睡，户外“乘凉”是最好的排遣。父亲一张竹椅，一把蒲扇，一壶粗茶，在我家院子的大槐树下讲《三国》，常常围满虔诚的听众，甚至还有邻村的三国迷打着一双赤脚步行十多里慕名前来听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的那几段《三国》讲了不知有多少遍，大槐树底下的听众不但一个都没有减少，反而有水涨船高之势。持家有道的母亲曾打算趁父亲讲座时去听众中兜售一些瓜子、汽水、冰棍、凉茶、西瓜之类补贴家用，被父亲暴怒地制止，这一度让尚不知生活艰难的我对“不要让几毛臭钱玷污了学问”的父亲肃然起敬。

父亲讲《三国》时的样子很神气。尤当讲到“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风流倜谠潇洒不羁，我热血沸腾不时产生幻觉：把父亲顿时等同于诸葛亮、刘备、曹操那样的牛逼人物，为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庆幸不已。我小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后继承父亲的“三宝”——那竹椅，那蒲扇，那茶壶，也能宣讲三国，拥有一槐树底下求知若渴的听众，那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风光最荣耀的事情。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村里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父亲颇是赚了一点儿钱，盖了村里也是乡里第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那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华彩的时刻。盖楼时，不知有几百年的老槐树砍掉了，我想要阻止却不敢说出口，从那时起，也砍掉了我有关童年的许多记忆。

老槐树被砍掉之后，父亲不再喝茶，开始喝酒，我逐渐感受到了父亲的膨胀。父亲原本喝小半杯白酒就脸红，听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后，开始贪上了杯中物；父亲原本吃不惯辣椒，了解到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拼命地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从一本地摊杂志上看到邓小平烟瘾奇大，从此开始学抽烟。抽烟、喝酒、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生活习惯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一定要把自己跟那些文豪和伟人联系到一起，在他自以为是的观念里，貌似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的村民，似乎就要低人一等一般。

父亲常常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的情绪，这在他还是村里的首富时，村民们还可以忍受或者继续敷衍他。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继续吹拂，父亲这个优秀农民企业家的那些生意越做越差，直至欠下村里最大的一笔债务。

父亲抽的烟、喝的酒还是村里最好的，但分明已没有了先前“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那种盛况，来听父亲讲《隆中对》《煮酒论英雄》的村民眼见是越来越少……有一天傍晚我去同桌易兵家问作业，远远听得易兵他爹易老三一边拍桌子一边在对谁抒发不平：“张正超他算什么英雄？他敢自比刘玄德诸葛孔明！他有什么本事讲《隆中对》？他欠我五百块钱一年多都没还呢，还是赶紧给自己想个对策吧！”易老三曾是父亲最为忠实的听众，曾乐此不疲在大槐树底下司职给父亲端茶倒水摇扇驱蚊的美丽差使，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易兵爷爷的寿诞易老三再四请到父亲和我过去捧场，酒过三巡面红耳赤的他兴奋地站到一张长凳上发表演说“今天张正爹都过来了，这相当于就是我们县的县长来了，正爹讲的《三国》，大约邓主席也可以听得的，只是他老人家没我们这些老百姓有耳福哟，我们热烈热烈热烈欢迎正爹来段《煮酒论英雄》好不好……”，此话言犹在耳，却是往者不可谏，今是而昨非。易老三对父亲的背叛令我十分的愤怒，从此再也没走近易兵家半步。

六年级时，我以全乡第二名全县第四名的成绩考进乡里中学的“实验班”，小小少年开始长大长高，而家里的境况却没有因此好起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有家不能进”。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兴高采烈捂着书包里学校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莫大荣誉回家，只见围墙的大铁门上贴着一个白色的大大的“封”字，我的心猛地一沉，立马联想起黑白电视机里的那两位情节严重的钦犯林冲和武松。母亲和姐姐瘫坐在大铁门前的石墩上，神色黯然，一言不发，她们周围是左三圈右三圈以易老三为首的兴高采烈的看客。我小心翼翼从书包取出奖状给母亲，还或故意要让周围的人看到，母亲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浅笑。我瘦小的身体还无力去对抗这个冷酷的世界，那是我当时唯一可以贡献出来的力量。

不知等待了有几个世纪，夜色渐渐降临，在袅袅炊烟中，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父亲终于大摇大摆回来了。他停完车二话不说，径直到铁门前把封条扯得粉碎，母亲不无焦急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枪毙吧？父亲满不在乎说，放你们娘几个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周庭长跟我是老相识，他们今天过来不过是走个过场意思一下，就是他今天中午派人告诉我今天下午不要在家的……有父亲这番话撑腰，姐姐和我争相跑进院子，十分解恨地撕扯掉前后门另外几个讨厌的“十字封”，并念念有词地把它们踩在脚下，然后碾成一团，践踏法律的感觉真好。在那一瞬间，并不太高大眼见还萎靡不振了许久的父亲形象，瞬间又变得伟岸起来，他又成了我心目中的大山和英雄。只不过，父亲这一高大的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而这也是我有关父亲英雄形象的最后一点记忆。

初中的那几年，四处折腾忙着还债的父亲几乎没怎么管过我，我也乐得无法无天鸡飞狗跳，成绩自然每况愈下。父亲在初三开学的时候瞒着我去了一趟学校，把他从云南出差带回的自己舍不得抽的几条云烟和红塔山送给了我的班主任和我偏科最严重的英语老师，我当时还纳了闷了，辛勤的园丁们那段时间怎么会对我突然友好起来青眼有加呢？

在我参加中考的前夜，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赵庭长亲自带队来抓父亲，父亲虽还是没被抓个正着，作为母亲当年最贵重嫁妆的一台缝纫机和家中的电视机、电风扇却被如狼似虎的大盖帽们给搬走了，母亲呼天抢地坐在台阶上不断地捶打自己，这让我很受刺激一夜无眠。我在中考考场上一溃千里，以仅多一分的成绩勉强搭上普通高中的末班车，多年来一直是我手下败将的易兵却考上一所省重点。易兵家大摆筵席请来县里的戏班子唱花鼓戏的那一天，父亲一个人在家喝了不少的闷酒然后去道喜，易老三远远迎上前来发烟，被父亲一掌打落在地。父亲怒不可遏说：你们家有……有本事考省……省重点，唱花……花鼓戏，就要抽芙……芙蓉王，还抽……抽什么狗……狗屁白……白沙烟……父亲和易老三大打出手乱成一团，最后不太光荣地负伤多处回家。心有愧疚的我找了几块棉布要给父亲包扎伤口，他扬手就要打我，一旁的母亲眼疾手快，哭着闹着把父亲推开要跟他拼命。其时的我貌似已然懂得，父亲的伤根本不在身上，而在心里。

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流年不利的父亲终于时来运转，做成了一单生意，基本还清多年前欠下的债务。无债一身轻的父亲于是决定提前“退休”。来我家串门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父亲的《隆中对》《煮酒论英雄》顺应天时地利人和重新开讲，依然聚集起不少的听众，我冷眼旁观，已是换了不同的心情。

闲下来的父亲并没有闲着，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村里的“员外”。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公公和儿媳妇吵架，还是留守小孙子不听奶奶的话，他都要事无巨细管上一管美其名曰“这村里的公道，总还得有个人主持大局吧？”直到有一天，他千米迢迢赶过去教训一对新婚燕尔不可开交的小夫妻时，被双方所持的锅铲和菜刀有意无意所伤，似才是有所醒悟。母亲本以为父亲从此后会改掉他好管闲事的臭毛病，父亲确乎也收敛了几天，只是几杯猫尿下肚，没多久又故态复萌，把一个村里的荷官还是法官的重任顽强的挑起，后来不知又闹出了多少的笑话和尴尬，母亲多次苦劝无果，只好天要下雨夫要逞能由他去吧。

高三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父亲说我18岁了，他可以不管我了，要我去学一门木匠或者油漆匠，跟村里在外面发了财的吴刚去广东打工。吴刚大我三岁，是留了三级才与我做成同班同学的，成绩从来没有突破过班里倒数名次的前三甲，吴刚父亲临死时还紧紧握着我的手有“托孤之重”的一再嘱咐我这个村里早慧的小神童将来要多多照顾吴刚，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怎么可以反而跟吴刚去混饭吃。母亲跟父亲吵了一架，卖掉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十多头小猪崽，坚持让我上补习班复读，一向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父亲，这一次竟是没有一意孤行地横加阻拦。

第二年高考的前一天傍晚，我从学校的食堂吃完饭回到寝室，室友司马术奇递给我几张十元的钞票，说是刚才有一个穿布鞋戴草帽的奇怪的男子给他的，他没说自己是谁，只说让我这两天买点儿好吃的，还说我知道他是谁。我一数一共是九张皱巴巴的“大团结”，连一百块都没有凑够，但我的眼泪蓦地就夺眶而出：父亲自从光荣“退休”之后已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他每抽一包烟，每打一壶酒，都得要勤俭持家得近乎抠门的母亲恩准，日子过得非一般的捉襟见肘，我不知道他一共用了多长的一个岁月才存了这么大的一笔体己，并在这一天送达我的手中。

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地方院校，父亲额头上岁月留下的刀痕开始舒展了许多。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当代大学生看闲书的时间很富有，此前在村里很难读到的《说唐》《说岳》全本在这里可以轻松找到，父亲那个曾无比神秘的讲坛，在我心目中地位已不再新鲜和向往。

大一暑假回家，父亲要跟我下象棋，百无聊赖的大学寝室里曾彻夜打过《梅花谱》《橘中秘》熟练掌握了“顺炮直车破横车”以及“顺炮横车破直车”诸般变化的我棋力已然大增，已非昔日要父亲让我一车一马的那个愣头青。不明就里的父亲在接连输给我三盘后，我说我让他一个马，父亲生气地哼了一声，却并没有喝止；又连输三盘后，我开始饶他俩马，接着又连输两盘；父亲的额头和颈上同时开始冒汗，在端酒杯自斟自饮企图掩饰什么时，他用过无数次的那酒杯居然没有端稳，跌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从易老三家打来的谷酒洒落一地。父亲趁机把桌上的象棋一拂，俯身去收拾那些陶瓷碎片的时候，他佝偻的身子和满头的白发让我年轻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不由自主升腾起对这个家庭的使命和责任。

大学里我自筹资金弄学生餐馆和录像厅，办家教中心，开围棋象棋培训班，给全国各地的报刊写稿，时间太不够用，忙碌得连谈一场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当我艰辛地筹措到大三的学费时，父亲找到了我在校外租住的简陋住处，他说要去上海跟澳大利亚的一个国际大财团做一笔大生意，他已召集到当年下海做生意时的几个朋友一起干完这一票就正式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把白纸黑字的英文合同拿给我看，看起来还蛮像是那么一回事儿，但他自己连来回上海的路费都不够，听说这个暑假我赚了不少钱，问我有多少，要我先借给他没多久就加倍还给我。当我还有一些犹豫时，父亲用坚毅的眼神对我说，他再也不想连一包烟、一瓶酒都要到母亲那里去“讨”，他说这些年自己作为男人活得太没有尊严，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搏”。于是我哪里可以再犹豫。

天真的农民企业家被澳大利亚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们哄得团团乱转，父亲后来终于知道那是一个诈骗团伙，但如梦初醒的他却找不到任何有利的证据，也压根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惩罚那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坏蛋。而这事儿派生出的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为了攒足学费，我铤而走险与学校周边街头的几个小混混炸金花出老千被赌徒们轻松的发觉，差点儿一个手指头就没了。赌徒们命我写下一张两千块的欠条，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学校去上课，学费没交加上旷课太多，以致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父亲对此事据说还是曾有过一些愧疚的，只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只言片语。

刚步入社会的那一两年，没有大学毕业证更没有工作经验的我一度十分狼狈，前途一片茫然、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年轻人是极为痛苦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曾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父亲喝醉酒在村里闹出事也愈发频繁，直到我后来调整好心态，按捺住年轻人普遍的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从零开始，忍受无尽的寂寞，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一般人无法想见的困难，终于出版了几本书，做成了几件事，挣得了些许虚名在外，不再为衣食所苦。“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父亲不时会在电话中高兴透露，他在村里的地位已有了显著的提高，村里的年轻人对他很尊重，老人们有大小事也会主动找他商量，日子已过得越来越滋润云云。

有一段时间父亲很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说村里我的小学同学易兵、吴刚、蒋树林他们家的孩子都上学了，而我怎么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要是在外面没本事找到老婆，他就去河对岸的杨林寨帮我访一个。杨林寨是不服归化的外地过来的移民，说着我们那里听不太懂的话，村里凡是找不到老婆的大龄男光棍，最后都会去杨林寨谋求“脱光”。而更为要命的是，被村里人歧视的杨林寨的姑娘们，娶回家之后一个个温良恭俭让，贤惠得不得了，不但能操持家务，还会一窝窝的生娃，也算是一条出路。电话里我没好气的告诉他，我的事你少瞎操心，以后要再提去杨林寨给我找媳妇，小心我过春节都不会回家。父亲深知我的脾气和倔强颇得他的衣钵真传，从此就再也没有催婚过。

这些年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要做的事情太多，每一回逢年过节回老家也总是急火流星来去匆匆，父亲有时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又总会被一些亲戚、邻居、同学拽走打骨牌打扑克打麻将而不了了之。三年前的中秋节，我与父亲终于有了第一次深度的交流。我问他平日里在家都干些什么。他说没事可干。他说他想下象棋，但村里人都在买马和打麻将，根本找不到下棋的人。他想看书，却又没有书可以看。我不禁为之动容。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下农村“空巢老人”普遍的精神空虚。我于是决定给村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捐赠一些书籍，赞助举办一个“农民象棋争霸赛”——这一些后来都成为我发起的“农村文化月”多个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当父亲作为村里的四个代表之一去参加全镇40多个村子的“农民棋王争霸赛”时，眼见现场有很多自信满满杀气腾腾的年轻人，“不服老”的他在对阵抽签时居然丑陋的弃权，当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此一临阵脱逃之举一度让我的小侄子和小外甥、他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们鄙视不已。

今年端午节前的十多天，父亲兴冲冲给我打来电话，说村里将举行的龙舟赛请他写了一副对联，他想读给我听一听，让我给点儿意见，我当时正忙着赶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东西，竟是没有工夫去听他的对联。忙完事后的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怎么也没有睡得踏实。

昨天是端午节，父亲傍晚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写的龙舟赛对联在村里评价颇高，镇里36条龙舟参加比赛，村里的红龙船赢了，放了很多烟花鞭炮，场面很壮观很热闹，过几天会唱三天三夜的花鼓戏，戏班子里还有几个县里的名角，可惜我没有时间回去看。父亲对现在的我貌似已颇放心，不复再对我唠叨些别的什么，也没有再逼婚，只是叮嘱在外面要注意健康平安。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看来我也算是“孝”了。

今天是从美利坚舶来的“父亲节”，一个并不被我承认的节日。我听着循环播放的《父亲》，默念着远方那一个年逾古稀满头白发已不复让我仰望的名字，回想三十多年来的许多如烟往事，不禁就热泪盈眶。我竟然还会为这个脾气古怪毛病多多的糟老头儿幸福和骄傲着，并誓要带给他更大的幸福和骄傲——我要做他今生可以倚靠的一座大山，他心目中一个可以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张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