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老婆大人让打的广告，说不打广告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买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北岛：父亲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一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12块9，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惟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兵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兵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象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彥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缀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1967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吋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兵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他沉吟片刻，问我是否有支钢笔手枪，我懵了。他说派出所来人，调查这钢笔手枪的下落。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我事先伪造的）。当时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这本来纯属恶作剧，竟弄假成真。至于派出所出面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他确实掌握多种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