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赶考
老婆大人让打的广告,说不打广告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买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整整40年的事情了。如今想起来,还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1977年,我17岁,但是已经作了近两年的民办老师。我以民师的身份,参与、见证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那年5、6月份,公社的一次教师会议上,传达了国务院的文件精神,教育站长鼓励我们去应考,说对民师有最惠待遇的。碰上这破天荒的好事情,既有“跳龙门”的喜悦、冲动,又有不知所措的忐忑不安。同校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是我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比我基础好,长我几岁的黄老师,是当时正规高中的毕业生。跟我“嫡岁”就同班同学的方老师,好歹也在我那个学江西农校而新生的叫“天上林业中学”的高中班毕业了,扯到了上课学文化的一点尾巴。只有我,仅在小学阶段见过、学过正规课本。
在1977年的时候,是一个书荒的年代,想找一本复习资料都没有。参加复习班吧,班上的学生一时一刻又丢不开。只有等放假的日子,奔走十里大山,又回到母校“天上林中”,去参加听课,求教老师同学们一回。虽然,离开那里快两年了,但是老师同学们一点也没有看外,格外亲和。在备考的小半年里,老师几次跑到我的小学里,为我补课。平时还让路过的同学带些课本和复习资料。对于一个英语不知何物、初中高中数学没有学过一节的我,这两门主打科目,整个是盲区,临时抱佛脚,必然无益。只有天天耳濡目染的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算是学得进、补得受益。开始因为新奇而冲动的激情,在真正接触了备考时,又想打退堂鼓。母校老师和教育站负责人,却鼓励我试试看,说破天荒的第一次高考,不会那么严格的,比你知识底子薄的人,多得是。于是,我硬着头皮,白天上课,晚上熬通宵地学我能学的语文和史地,直把煤油灯的灯罩子烧破几个。山里热天的蚊子特别密集、恶毒,就把学校周围的青蒿、青艾,割来,嗮干,缠成一条条的烟把,到了晚上点燃一条,用以驱蚊。那时候似乎没有点蚊香的概念。那个年头,真的要想读书,就苦不堪言了。
正式高考的日子,也是破天荒落在冬季一个很冷的日子。考点是以全区为单位,统一集中在“金家铺高中”。我们三伙伴头天在学校里做好准备,每人一个挑子,一头米,一头柴。他们俩都是百多斤,而我矮小瘦弱,只选了八十来斤。赶考为何还要带上这么个重挑子,原来我们身上的食宿费,都有欠缺。只有顺带柴米,挑到镇上去卖了,才成。因为山外的柴米价格,要比村里高出很多。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三伙伴,带上文具,挑着卖货,踏破浓重的霜露,爬三里“眼泪堡”、走七里“送命沟”、弯五里“象鼻嘴”,趟两里金家铺大河,好不容易赶在太阳出山的时候,来到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金家铺镇,粜了柴米,变来生活费,准时到达考场。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可谓“多乎哉不多矣”。积压了多年的社会知识青年,比应届考生多了几倍,我看见有些拖儿带女的爷们娘们,也走进了考场。对于高考恢复的背景和深远意义,我估计在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了然于心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渴望通过这样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形式,拼命蹒跚这座窄窄的独木桥,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从而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命运。这么多年来,媒体年年都说“今年”是高考人数最多的一年,我就时常纳闷,最多能有1977年参考的人数多么?
对于一个“数学盲”,我当时只能选择文科试试。考科是语数外、政史地六门。一个月后,分数公榜上,我竟然硬考了182分。超了大、中专统录——中专分数线的2分。我那个方同学同事,也考了180分。他随后录取了初创的《黄冈财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县委工作,早年就是科局级干部了。而我却没有录取的资格。原因是我的数学,像当年白卷英雄史铁生先生那样,考了“0”分。其实要是幸运挨上一个会数学的考生。或者把我投放在应届考生的考场里,我的数学也能抄到一些分数的,不至于吃“0”蛋。我的那个考场里,跟我一样全部是社会青年,数学那场,面对试卷,真是白茫茫的一片,连反顺都不知道。左顾右盼无人,前瞻后仰亦无人,整个考场,最后只剩下我孤独一个。监考老师其实是象征性的。
自此,我知耻了,知道做学问、做事情,凭侥幸是行不通的。后来也有民师考试转为国家教师的机会,但因为数学这个盲区,我放弃了。幸好有爱读书、爱写作的天赋和热情。教学之余,写些通讯报道,还尝试一些文学写作。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发表一些杂七杂八的豆腐块样的文章。1988年,当时的县计生委要招聘能写作能搞宣传的人,我得知信息,应聘上了。人生更高、更严格的考核、追求,也从此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