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终会从幻影中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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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艺最初兴起时，有不少人与之对举，将我们习惯的文学称为“传统文学”，但在一般的用法中，“传统文学”是指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文学，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新文学”——以白话文创作的倡导新思想、新道德的文学。在一个世纪之后，当“新文学”也被称为“传统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沧桑巨变，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新文学”与青春文艺的关系。

我们知道，新文学是在对旧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克服与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其中的主人公充满着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比如巴金《家》中的觉慧、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他们严肃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探索着改变世界的方法，并与时代有着热烈的呼应。在革命年代他们是革命青年，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三家巷》中的周炳，在改革年代他们是改革青年，是《人生》中的高加林，是《新星》中的李向南，他们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象与精神风貌。

青春文艺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相对于新文学并不是“新”的，而是回到了新文学之前的通俗文艺，更多地强调文艺的娱乐、消遣功能，这也可以说是文艺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变异。青春文艺中的主人公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们关注的是“小我”，而不关注时代、国家与世界等宏大命题，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讲述的都是个人的青春故事，但他们的青春似乎与时代没什么关系。二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说他们的价值观都是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而缺乏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比如《中国合伙人》讲述的是个人奋斗成功的故事，个人奋斗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社会意识，但个人奋斗的前提是什么，成功之后又如何，这些问题却没有被深入地讨论。三是他们好像生活在真空中，与当代中国的现实颇为隔膜。比如《奋斗》《北京爱情故事》等电视剧，当其中的“富二代”“官二代”动辄叫嚷不要家里给的几千万，而要个人创业的时候，很多观众或许会感到荒谬，因为这与现实及新闻中他们的形象反差太大了。在《变形记》这样的真人秀节目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某种真实，也可以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对“穷二代”是一种伤害，对“富二代”也是一种伤害，“穷二代”生活的艰难易于看到，而“富二代”在骄奢生活中养成的坏习气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不幸？但是这样的真实，我们在青春文艺中很少能够看到。

相对于其他大众文化形式，文学虽然较少为公众关注，但其中的青年人物形象却更接近真实。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马小淘的《章某某》等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失败青年”的形象，这些作品描述了他们在巨大的社会鸿沟面前个人奋斗的无望感，虽然着眼于个体青年的人生命运，但却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社会意识有着深刻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除方方外，石一枫、文珍、马小淘都是青年作家，他们与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同龄，这也让我们看到，70后、80后青年作家已从青春文艺的迷梦中清醒，开始认真地面对与思考一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也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新青年，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且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主角，也是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主体。正是有一代代“新青年”的奋斗与牺牲，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才让中国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走上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在青春文艺中，80后、90后是“自我”的一代，是消费与娱乐的一代，但如果历史地看，每一代青年都无法逃离时代的局限。局限并不可怕，它恰恰是青年人破茧成蝶的土壤，是他们要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现在的中国可能不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前面仍有艰难困阻与无法预知的种种风险，而这也是青年人应该肩负起的责任。80后、90后只是代际的标签，这一代人终究会从青春文艺的幻影中清醒，在克服时代局限的过程中获得成熟，就如同所有80后、90后的父辈们一样。